农民工住房现状

　　1、城市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多年维持在不足4平方米的水准

　　尽管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在过去的20多年里得到大幅度改善，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增长迅速：1978年为3.6平方米，1980年为3.9平方米，1985年为5.2平方米，1990年为6.7平方米，1995年为8.1平方米，1999年为9.8平方米，2000年为10.3平方米，2001年为15.5平方米，2002年达到20.4平方米。2003年底宁波市居民的住房使用面积已经达到22.54平方米。该市已经将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低于11平方米的家庭全部纳入了住房保障系统，计划要达到人均12平方米的最低标准。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尽管居住在自租房内的农民工居住条件相对好于单位宿舍，而居住在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相对好于工棚里的农民工，但是农民工的住房在过去5年内始终维持在接近甚至低于生存标准的水平，人均住房面积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准，另外，据2000年3-4月武汉科技大学和武汉市房地产交易互换中心对武汉市778户外来人员的住房需求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只有2.05%的家庭承租较大面积的住房（80平方米以上），24.15%的家庭住房和营业用房合在一起而难以计算居住面积，其余73.8%的家庭住房面积仅在5-35平方米之间，大部分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承租在地下层5平方米的房间内。可以推断，农民工在全国各大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有一致的倾向，即人均住房面积很少。

　　2、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工的住房设施简陋、环境差

　　截至到2009年夏天，宁波市区居民的住房配套率高达98.75%。而农民工的住房设施不齐全、住房环境极差。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他们的房间内卫生设备缺乏，共用自来水龙头、厕所、淋浴，这些“公用设施”在使用高峰时段非常拥挤甚至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建筑工地的民工以及住在单位宿舍的民工不被允许单独开火做饭，只准吃食堂。农民工房间内桌子、椅子多是他们捡废旧木材自制而成。房间内很少有衣柜，衣服等日常用品只能随处堆放。农民工居住的工棚、自租房和宿舍周围环境很差，脏、乱、噪音污染严重，缺少绿化，无物业管理，居室内更谈不上装修。与此相比，2009年宁波市区居民住房装修率已达90%，整洁、绿化面积逐渐增加，物业管理水平逐步提高。2007年有70%，2008年有78%，2009年达93.3%的农民工住房内没有床。农民工主要在地上铺木板做床，或者利用废旧木料自制成“床”。到2003年有96.7%，2009年达98.3%的农民工住房内配置了床，这些床大多是上、下铺位，看上去很新。被调查的农民工反映宁波市政府曾经于2002年底对农民工的住房条件作出了一些规定，其中硬性要求雇主必须为每位民工配备有床。

　　3、农民工住房条件同质性强

　　中国城市住房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城镇居民之间的住房利益分化现象突出。与城镇居民住房分化突出的现象相反，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表现出异常的同质性。无论从年龄、性别还是职业的纬度对2007年至2009年的宁波市农民工的住房面积平均数进行F检验，F值均没有达到显着水平。这说明，城市农民工的住房没有分化现象，不同性质的农民工消费着大体一致的住房。

　　尽管农民工住房的绝对条件差，但是他们对自己在城市的住房满意度水平并不很低，甚至还接近满意水平的3分。这种现象与马尔特？鲁布克（MalteLübker）的研究相左，他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或者说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有90%以上的人体验到了因为全球化而出现的巨大不平等，并由此产生了很强的相对剥夺感，有很高程度的不满意。但是中国城市里的农民工尽管有可能遭受着绝对剥夺，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并不是很强。

　　农民工的居住模式

　　大多数农民工不能与自己的配偶及子女一起生活，他们被迫与其他陌生人一起居住。因此，研究农民工的居住伙伴类别及其变化，一方面可以推测农民工群体内部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农民工正常生活被剥夺的程度。

　　李强指出，在未来几十年里，在农民工的居住模式中，分居的家庭模式会是我国农民工家庭的一种主要模式。他把农民工的家庭模式细分为单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姊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以及全家外出型。从家庭生活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处于绝对剥夺状态，当然这种结果是农民工主动选择的。不过，以家庭形式居住的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16.7%上升到2009年的23.3%。这暗示着全家外出型模式有可能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居住模式。当然，在目前状态下，农民工主要的居住方式还是与其他打工者集体居住，其比例在2007年为35%，到2009年发展到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