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反映城市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第一财经周刊》用类似于PageRank的调查方式结合传统数据对400个中国城市定位排名，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脱颖而出。
2011年3月，瑞士人狄可为来到中国，上任雀巢大中华区总裁，肩负起为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任务。他陆陆续续在中国待过十多年，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履新之初他就知道，在中国他可以有很大的作为。
“瑞士只有700万人口，仅有北京的1/3，如果中国的人均销售额能达到瑞士的数值，那么中国市场的收益不言而喻。”在谈到中国市场的潜力时，他曾做过这样的对比，而他也曾经担任过雀巢瑞士总裁。
事实上，几乎每个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时都会惊讶于中国的城市数量之多以及人口规模之庞大。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可能超过百万人口已经是大都市，而在中国，能称得上“大都市”的城市的人口数似乎都要再加个零，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超过100个。如果拿具体城市来对比的话，法国首都巴黎有220多万市区人口，而这一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江苏无锡或者湖北襄樊;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有300多万市区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中等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济南或者哈尔滨。
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吸引大公司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对它们来说，这些人口既意味着这里有数量无可比拟的消费者，也意味着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人才和劳动力。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报告，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可以到达近7亿人。
但是当大公司想要为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寻找更多的参考指标时却发现，它们难以找到一个针对数量如此之多的中国城市的现代意义上的分级和分类。在中国，当人们要定位一个城市或者划分城市等级时，首先考虑的会是它的行政级别，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国城市的形成原因有关。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的形成更多是基于行政驻地和军事驻点，政治和军事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英国着名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就把城市定义为“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
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城市的发展事实上也正在冲破行政级别的枷锁，更加贴近现代意义上的由商业驱动的都市。这种突破意味着，依据工商业繁荣程度对城市进行分级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必要性也越来越迫切。
这是《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决定从公司和公司人角度对中国除传统一线城市之外的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00个百强县共400个城市进行详尽调查的原因。
从3月份开始，《第一财经周刊》从《财富》500强企业和中国100强企业中抽取了285家大公司进行了走访调查，考察了它们在中国的区域布局和未来的战略重点区域，以及它们对中国城市未来成长性的认识;
与大公司密切相关，《第一财经周刊》还调查了银行、房地产、汽车、奢侈品、零售连锁、酒店、快时尚等多个领域的140个一线品牌在全国的城市分布，考察了它们进入的城市数量和开店的数量;
公司人方面，《第一财经周刊》则调查了来自北上广等传统一线城市的1000多名年轻公司人，考察他们在现工作地之外乐意去工作和落户的其它城市，我们认为，他们的意愿能够反映出这些城市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我们还搜集整理了400个城市的2012年GDP规模、2012年居民人均收入、《财富》500强企业落户的数量、211高校数量、国际航线的数量、外国使领馆的数量、机场吞吐量等，我们认为这些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教育资源和经济活跃程度。
在这些一手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一线品牌进入密度、一线品牌进入数量、GDP、人均收入、211高校、《财富》全球500强进入数量、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排名、机场吞吐量、使领馆数量、国际航线数量共10项指标的单项排名。
其中，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是依据将具体某个城市列为重点战略城市的大公司数量进行排名;
一线品牌进入数量的排名只计算进入的品牌数量，不计算单个品牌的店铺数;
一线品牌进入密度是先将每个品牌在一个城市的店面数除以这个品牌在全国总店面数，然后再将140个品牌数据相加，得到一个城市的品牌密集度值，再按照此数据进行排序。
在这十个单项排名的基础上，我们又计算了每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0.08%]，具体计算方式为(一线品牌进入密度名次+一线品牌进入数量名次+GDP名次+年人均收入名次+211高校数量名次)×0.2+(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名次+机场吞吐量名次+外国领事馆数量名次+国际航线数量名次)×0.8=城市综合商业指数。之后，我们对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指数越低则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
基于这个排名，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全新的分级。
其中“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它们或为直辖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人群，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或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便利的交通;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这些城市理所当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战略要地。
二线城市为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从现代的城市意义上讲，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们也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未来几年大公司布局的重点。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0.14% 资金 研报](600295,股吧)、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它们的人口规模多数也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线城市为浙江台州、衢州、江苏太仓、河北张家口、广东湛江等76个城市，这些城市以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为主，也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增长过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战略中，它们往往要依托于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但是它们本身对中国本土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和二线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线城市为云南玉溪、安徽铜陵、安徽宿州、山东菏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200个城市，他们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成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辖区内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各自正在探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这种城市分级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只是一个县级市，处于最底端，但是在我们的划分中，中山市则属于二线城市。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种分级方式也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比如仅就GDP规模而言，河南郑州在山东济南之上，但是在我们的排名中，济南要高于郑州。
大公司投资于某个城市，以及公司人选择把自己的未来投资到某个地方，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我们认为，这也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种未来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而外国领事馆数量、国际航线开通数量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这种信心有关。在我们调查的大公司战略重点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跻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条国际航线数量和10个外国领事馆数量在“新一线”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
如果说城市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话，成都也都表现抢眼。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成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890亿元，占全国1.6%;实际利用外资85.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7%;进出口总额为475.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2%。2012年，成都市的流动人口达到46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28%;成都拥有50余所高等院校，每年可向人才市场提供16万左右大学毕业生和10万余专业技术工人。2012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17.7亿元，在“新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人口规模更为庞大的重庆和天津。
成都所表现出的这种城市商业魅力，也让它被《财富》杂志选为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地，在此之前，该论坛曾经在三个中国城市举办，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香港。“去年《财富》杂志将成都评为‘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这表明成都在科技、金融、物流、外包、通信还有其他诸多行业及领域成功确立了令人敬佩的地位。200余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就是一个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些原因和诸多其他因素，我们选在成都举办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说。
如果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外来的和相对前沿的视角，那么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则更具有切实意义，在这一点上，各“新一线”城市之间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比如2012年武汉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总量的比重为41.2%，南京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9.9%;成都相对较高，超过58%。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无锡，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4.2%;在浙江宁波，这一比重更是已经超过80%。
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带来的外商投资增速放缓，在未来几年，民营企业之于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传统一线城市还是新兴城市，年轻人选择在哪些城市创业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创业门类将会对这些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成都在手机游戏、杭州在电子商务、武汉在光电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比如成都有大大小小七八百家手游企业，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20亿元，杭州约有30万网商，2012年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增加值233.38亿元。
但是，无论是创业者的数量和创业企业的规模，还是创业者所涉足的领域之广泛和前沿，这些城市还都无法与北京中关村[-2.40% 资金 研报](000931,股吧)和上海张江高科[0.49% 资金研报](600895,股吧)等国内创业最活跃的地区相提并论。比如在北京中关村，每年发生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案例均在全国的1/3左右，2012年在境内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就有62家，占到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的1/7。
不可否认，与成都、武汉、沈阳等“新一线”城市相比，北京、上海等传统一线城市仍然是资本、人才、信息等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着最丰富的教育资源，聚集着最大规模的优秀人才，这里的信息交流更密集，投融资更加活跃，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创业者追求成功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对于新兴城市来说，如果说吸引大企业入驻更多是依赖本地的人力、土地等资源以及区位优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那么创业的活跃和民营经济的繁荣则更多地依赖于人才的聚集、投融资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城市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优化。两相比较，前者更多属于城市硬件、先天优势，后者则更多地依赖于城市软环境的建设，而后者更有利于一座城市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整体而言，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城市分级能够帮助公司和公司人发现那些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城市，发现人才和资本正在往哪里聚集，发现不同城市的信息容纳能力，当然也发现不同城市不同的物资集散功能，从而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仍将致力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报道商业意义上的中国“新一线”城市，以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为读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