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新常态，建筑业改革与发展任重而道远。本刊秉承“搭建一个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平台”之创刊宗旨，时刻密切关注国家政策导向与行业发展态势。其中，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在社会各行各业中持续发酵，且因与建筑行业和企业的改革发展、转型升级休戚相关，理所当然成为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由此开展了一系列调研和访谈，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国家开发银行总行专家库、中伦律师事务所等专业研究、咨询机构的专家学者，并调研了中建总公司、中铁（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和江苏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积极践行PPP模式的企业。
PPP虽不是新鲜事物，但“蹿红”却发端于近几年，这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正因如此，PPP因其价值和魅力被赋予了诸多内涵与意义：推动国家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严控地方政府性债务、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公共供给效率、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力量、创新重大项目融资模式等，是一种“能为诸多社会问题解困、兼顾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多功能工具”。但是，正如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副院长王守清的剖白：为PPP奔走呼告20余年，面对本轮PPP热潮及PPP在中国应用的不断成熟，欣慰之余，却不禁要给当下的热潮泼一泼冷水，只因害怕热度太过之下，PPP容易被误解与曲解、被盗用与借用，进而造成不可挽回之损失，同时还“毁”了PPP。本刊在组织本轮调研时，同样深切感受到在谈调研开展之初的拟设主题——“当建筑业遇上PPP”这一话题之前，基于当前PPP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于PPP基本理念的梳理至关重要。PPP各参与方唯在拥有正确理念的基础上，以正确的动机+正确的方式，为PPP尽其能，PPP也才能真正“物”尽其值。
“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是推广PPP模式的根本目的
国家在部署推广PPP模式时明确表示，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推广PPP模式，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提升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后者是其终极目标，但当前部分地方政府观念尚未转变，仍然片面看重PPP缓解债务压力和融资功能。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公共采购研究所所长曹富国表示，PPP当前的发展已经陷入了某种误区，“主张了资本主义，忽略了人本主义”，偏离了国家推广PPP模式的根本目的——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
政府要成为一个精明的采购人
“PPP给政府带来的转型，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中国自有政府以来的从未有过的转型。”曹富国说。正因为PPP为政府带去的是战略性转型，对政府的要求必然更高——“必须成为一个更好的、精明的采购人”。
“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关系不能靠（私人部门的）自我管理，而是要通过一个强大而有竞争能力的政府实施积极的管理”。“在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不需要干预社会组织的具体运作过程，但是，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合法性、正当性、实施效果等问题应该承担相关责任”。因此，专家分析，政府要想通过PPP模式购买到物美价廉、符合采购标准的公共产品，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能力。
一是要有能力“建立一个具有可竞争性的、可持续的、可投诉、可救济的统一、开放、透明的市场”。
二是要有能力制定权责相对清晰的契约关系。其中，该契约关系中必须明确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详细要求，即要有明确的产出要求。
三是要有能力对社会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管，即实现“全寿命期绩效”并保证“回报与绩效关联”。
盈利模式创新—— 实现公共价值与企业价值共赢
PPP模式下，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效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资本活力的大小。当前的窘境在于政府和社会资本大多处于博弈关系中，双方均“过度关注‘投入-回报’之间的关系，甚至在确定投资回报率或目标收益率上表现出对抗关系”。事实上，PPP要形成的是“既符合私人资本经济利益最大化、又符合公共财政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共赢机制，使PPP模式不能仅仅作为一种融资模式，而是要成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经营机制。其中，盈利模式创新被认为是化解对抗关系、实现共赢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一些典型项目的分析和研究，专家总结了以下可供借鉴的模式。一是资源补偿模式：将基础设施或公用事业项目周边一定数量的资源的开发权出让给PPP项目公司，提高项目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如香港地铁公司的“轨道交通＋商业地产”组合。
二是盈亏不同的公共产品打包组合开发模式：PPP一般可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可将盈亏状况迥异的项目捆绑实施。如财政部第二批PPP示范项目之一的宁阳县引汶工程将具有盈利能力的水厂和小型水利发电工程与非经营性的汶口一号坝、东引汶干渠、水库等基础设施组合开发。
三是授权经营配套服务或副产品模式：政府授权PPP项目公司提供诸如餐饮、物业、绿化等可以产生预期收益的配套服务或更具经营性的副产品，拓展盈利链条、增加收益来源，弥补主项目在财务上的不可行。如开创我国公厕管理典范模式的梅州公厕项目，最大特点就是创新了一种以公厕周边店铺、饭店、办公楼、垃圾中转站等副产品并以此“养厕”的模式。
四是冠名公共产品模式：通过冠名，提高社会资本知名度，以提升声誉资本的方式获取潜在收益。例如NBA球队休斯敦火箭队的主场“丰田中心球馆”。当然，此类冠名，必须充分考虑当地人文地理特征、公共资源的功能属性以及与企业品牌文化的匹配度等现实问题并经过充分论证方可实施。
借用王守清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每一个PPP项目都有自身与众不同的特点，模式只可借鉴，却不能完全复制。笔者列举模式的目的，也旨在强调盈利模式创新对于促成PPP落地并达成根本目的的重要意义，同时提供一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另外，要强调的是，盈利模式创新的前提和目的仍是保证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上述模式创新在不同程度上均含有合同规模走向扩大化的趋势。对此，曹富国表示，一定要警惕因过于追逐大资本、大规模而弃PPP的人文关怀于不顾，致使隐患无穷这种情况的发生，如因合同边界不清而纠纷不断，甚至造成项目断裂；规模太大不利于民营资本的进入，进而限制统一、开放、透明的竞争性市场的形成，最终也将不利于PPP的良性发展。
（中国建设报）
